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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料显示，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制定过程中形成的多个草案反映了行政规则概念的变迁。

中国法治环境评估应做到内外部同步优化，既要向内完善权利测度的指标建模、抽样方案修定以及评估质量管理，也要向外推动多元数据之间的深度合作，衔接法治大数据的资讯入口，不断拓宽评估的成长空间。[65]参见注[20]，第98、99页。

以司法文明指数为例，该项目将职业类型作为分类/分层标准，划分党政机关、企业、农民等八类职业，规定每个职业类型的问卷不得超出10份。换位是一种‘看到世界上隐藏着的事物的方法。[66]［英］维克托·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杨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4页。以法人组织为例，法人组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普遍的组织形态，其财产权、创新权益和自主经营权状况是衡量营商法治环境的主要维度。[42] 世界正义工程（WJP）法治指数受到赞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更重视公众参与的动机和方式，并以公众与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表达为全部讯息来源。

通过项目实践的不断检讨与优化，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社会转型之际，法治环境评估将延展出更加丰富的可成长性，为中国法治事业新篇章的续写提供来自法治需求侧的支持与动力。（二）外部联动 为消除数据孤岛现象，实现研究者们在不同数据上的交流与合作，法治环境评估需建立多元数据的联动关系，将法治环境数据逐层向外延伸，在更为广阔的数据空间之下对其加以理解与应用，实现数据的深度挖掘。通过实践中的观察不难发现，不论是旨在消除行政发包制的弊端，还是从消除政治风险的角度考虑，中央均需要借助诸多机制去调整地方政府的政策议程与注意力分配，[64]以激励其将各类行政资源投放至社会性规制领域，而科层约谈便是其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制度工具。

[19]而在安全生产监管领域，同样有研究认为：职业安全监管机构通过执法金字塔底部的劝导模式，来提供指南标准与行业规程，这对于相关企业发挥了较大的合规促进作用。[53]对行政诉讼进行数目字考核的指标控制模式，在各地带有运动式色彩的法治政府建设纲要中并不鲜见，典型譬如，广东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印发的《每万人口行政诉讼发案率指标攻坚行动方案》（粤府法〔2017〕29号）便以数目字指标模式对诉讼发案率进行了严格管控。胡颖廉：《剩余监管权的逻辑与困境——基于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分析》，《江海学刊》2018年第2期。就此，今后需要借助定量或定性的实证研究方法，结合具体规制领域，予以进一步的细微观察。

[20] 可以说，执法金字塔体系下带有软法色彩的劝导机制与当代中国盛行的市场约谈工具在制度谱系与功能效果上带有极强的相似性，均是激励与实现规制遵从的工具装置。在执法金字塔体系下，在约谈之后，往往需要拾级而上，辅之以更强的威慑机制。

如果制度装置能够得到有效运作，那么，确实将有助于更为有效地向市场传递合法性判断讯号，从而督促市场主体自觉履行合规义务。[25]可以说，按照回应性规制的模型策略，借助约谈磋商工具所附带的信息规制因素，[26]能够有效地辅助整个规制体系的后续运转。[47]《天津市安全生产约谈制度（试行）》第12条规定：约谈制度不代替对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3）未完成省政府下达的年度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任务的。

值得关注的是，科层约谈在实践中运用以委员会为组织渠道的小组模式发挥对监管资源的统合功能。譬如,《天津市安全生产约谈制度（试行）》第2条规定：本制度所称安全生产约谈，是指上级安委会对未履行或未正确履行职责而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超过控制考核指标进度，未及时排查治理重大安全隐患，未按时完成重要安全生产工作任务，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不合格的各委办局、下级人民政府及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主管责任人，进行约见谈话。[90] See Nicole Ning Liu,Carlos Wing-Hung Lo,Xue Yong Zhan Wei Wang,Campaign-Style Enforcement and Regulatory Compliance,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75,No.1(2015),pp.85-95. [91]See Jean C.Oi,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The China Quarterly,Vol.144,No.144(Dec.,1995),pp.1132-1149. [92]参见周雪光：《运动式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这种权宜性的调控装置是针对行政发包弊端的组织应对，其体现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非法定化特征。

一类约谈机制是前文所述的国家—社会二元模式下的带有回应性规制色彩并强调外部法律效力的市场监管工具。这些威慑机制或者被作为约谈手段的后续补充，或者与约谈手段共同构成规制工具的组合装置。

正如本文的研究表明的，在吸收借鉴关于回应性规制的西方理论模型基础上，当代中国的市场约谈工具在执法金字塔底部同样旨在实现规制遵从的效果。[42]对此议题，相关学者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监管机构的规制能力（人力与财力资源）对于执法风格的影响。

[47]《哈密地区环境保护约谈办法（试行）》（哈行办发〔2014〕16号）。从地方分权的角度出发，对于社会性规制领域的监管困境，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框架。[62]参见李侃如：《中国的政府管理体制及其对环境政策执行的影响》，《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2期。通过科层约谈所启动的运动式治理机制，一定程度上破解与回应了日常监管中的诸多难题，从而使得社会性规制领域内逐步形成市场约谈与科层约谈并行的双轨架构。……责任约谈情况和整改情况应当纳入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同样，在安全生产领域，2014年修改的《安全生产法》中增加了终身行业禁入制度、严重违法行为公告与通报制度，并且大幅提高了行政处罚数额幅度，这些监管工具强化了对于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威慑效力。

周黎安教授创设了行政发包制这一经典概念，用以解释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分配格局以及社会性规制失灵的组织机理。[32]在社会性规制约谈制度设计中，各地均强调了在约谈+信用规制的范式基础下，需要对特定市场主体进行监管执法资源上的有效倾斜与重点锚定，通过提升执法检查的频次数量，来激励被规制市场主体的合规意愿，[33]并依序有效提升执法工具的威慑性与回应性。

参见王灿发主编：《〈新环境保护法〉实施情况评估报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3-150页。行政发包制能够较为充分地解释，在分权模式所形塑的官僚激励机制下，社会性规制事项为何难以得到充足的组织资源支撑，这种弊端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与经济指标必然存在抵牾的社会性规制领域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对约谈后质量管理工作仍不到位、质量管理措施仍不完善、质量管理责任仍不落实或存在问题仍拒不整改的，在诚信评级、招标配送或行业通报中采取一定措施予以惩戒。值得关注的是，在各地关于行政约谈的规范性文件中，均刻意强调约谈与其他正式处罚机制之间的相互独立关系。

三、约谈工具的双重角色及其引申涵义 概括而言，本文在传统法解释学的框架之外，结合政府规制理论、组织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外部视角，探讨了市场约谈和科层约谈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约谈工具，以及其在社会性规制实践中所发挥的制度功能及内嵌关联。[74]尤其是在地方政府负总责的模式下，环保部门会直接约谈地方政府负责人，这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发包体制下中央环保政策在科层传递过程被地方逐级削弱的组织弊端。在科层约谈等组织激励因素下，各类食品药品安全、环保治理以及安全生产专项治理活动，在不同政府层级以近乎日常行政的形态定期开展。借助科层约谈手段，中央或者上级政府意图督促下级政府以概括形式履行剩余监管权，通过压力传导机制，迫使下级政府调整规制议程，以此迅疾实现组织激励与政策聚焦之功能。

[56]除了监管资源短缺以及官僚考核指标等消极因素外，中国地方层面特殊的政企关系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也是导致命令控制型监管机制失灵、约谈模式兴盛而无法确保执法金字塔依序运转的重要原因。参见［日］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朱绍文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

作为对日常规制体系运转失灵的制度化回应，科层约谈作为官僚体系内部的调控装置，直接针对的便是分权发包体系下的监管执法资源短缺不足、社会性规制事项容易被地方政府选择性忽视等组织弊端。李庆：《行政约谈制度的法治化》，《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7]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经济性规制等其他领域中，更多地是仅运用市场约谈工具，科层约谈现象并不明显，也并没有形成鲜明的双轨模式，因此，本文对约谈工具双重角色的解读以及对中国监管型国家双轨制的探讨，仅局限于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这类最为典型的社会性规制领域。（二）约谈+信用规制：现代监管型国家特色的回应性规制设计 正如前文所述，在当代中国的食品药品监管、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社会性规制领域当中，作为执法金字塔底部的约谈工具被大量运用。

[48]在某种程度上，这其实也间接暗示了，在社会性规制实践中，基于执法资源的短缺，尤其在基层执法领域，约谈往往可能会消解或暗中取代正式化处罚制裁模式，[49]而无力体现回应性规制的递增特征。执法资源稀缺、片面化指标考核等因素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使得以市场约谈为蓝本的监管组合政策很难真正发挥出回应性规制的治理功能。这些特殊事项所指涉的内容，往往是在发包模式下以及日常绩效考核中无法面面俱到从而容易被忽视的环保、生产安全等社会性规制事项。[38]吴元元：《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制度之建构——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切入》，《法商研究》2013年第4期,第19页。

尤其是当代中国围绕约谈+信用规制所意图构造的市场规制体系，在运动式治理的疾风骤雨下，将难以负重成型。[51]关于当代中国官僚绩效指标模式的述评，参见马亮：《目标治国、绩效差距与政府行为：研究述评与理论展望》，《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7年第2期。

除此之外，各地也有大量针对安全生产约谈的专项规范，这些专项规范通常也是采取科层约谈与市场约谈混杂的架构模式。在环境保护各项附属部门法中，这种科层内部约谈的立法模式也十分普遍。

相比于传统的政府监管模式，回应性规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监管方需要对被规制市场主体实现动机监控，并有针对性地进行监管资源的差异配置。就此可以看出，社会性规制中约谈工具的介于市场与科层之间的双重面孔，为当代中国监管型国家的衍生逻辑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注脚。